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确定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选时，有的人提请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邓颖超在革命过程中有着深厚资历与突出贡献，当个部长实不为过，但遭到周恩来坚决回绝。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周恩来的亲属、晚辈们都知道，他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能利用他的关系。对此，在周恩来身边

巡视工作作为一种监督方式，是从我们的祖宗那里传下来的。先秦以及秦代，曾有天子、帝王“巡狩”、“巡幸”之类的活动，但并不能视作巡视。巡狩是指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巡幸则专指皇帝巡游驾临，这和我们今天说的以监督为职责的巡视工作都不是一回事。真正意义上的巡视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汉武帝是西汉的第五代皇帝，他即位后面临着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的重大课题。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其中就包括刺史出巡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地方推行新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部(习惯上也称州)。分别

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廉洁政治就是人们的普遍诉求。在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就有所呈现。例如，尧选择有德行的舜作为接班人，经过了民主推荐、人事考察、三年试用，才予以摄政。舜帝执政，对于管理队伍和地方政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五岁一巡狩”，“远近众功咸兴”。这些都具有早期廉政制度建设的意义。其中，《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巡视四方的情况：“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黄鞠(569-657),号玄甫，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精通地理，水利专家。曾任隋朝谏议大夫，以敢言不避权贵而著称于当世。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再征高丽失败，天下大乱，黄鞠辞官入闽，后定居宁德霍童。为引水灌溉农田，黄鞠先后在霍童溪南北岸分别开凿“龙腰”渠及“度泉洞”(又称“蝙蝠洞”、“枇杷洞”)，受益耕地面积达数千顷，造福一方，被后人誉为“中国隧道水利工程的先行者”。直言进谏为民请命

“莆田出卜死，不如仙游出郑纪”，这民谚自明代以来，一直在莆仙民间流传，长久不衰。意是明代莆田县虽官员出不少，但不如仙游县出一个郑纪，能为家乡减赋三年。当时莆田县虽有六部占五部之说，先后出过15个尚书，但都比不上仙游县出的尚书郑纪，他贵在身居京城，心系故土，一直关注家乡父老乡亲的疾苦。史载：郑纪，字延纲，号东园，明正统五年(1440)，出生于仙游度尾屏山一户农家。其小时家境清贫，却十分好学，由于其“经史贯通，文辞娴熟”，参加考试，相继中了秀才、举人和进士。他先后经历明英宗、宪宗、孝宗三代，被称“三朝元老”、

在江苏扬州有一座“四贤祠”，供奉欧阳修、苏轼、王士祯及福建宁化的伊秉绶。伊秉绶(1754-1816年)，字组似，号墨卿，晚年又号默庵。乾隆十九年(1754年)，伊秉绶出生于宁化城关一家书香官宦人家。其父伊朝栋是乾隆三十四年的进士，历官刑部郎中、光禄寺卿，精研程朱之学，著有《南窗丛记》、《赐研斋集》等书传世。

为政要想清正有为无是非，拒贿也算一门“必修课”，而古代廉吏的拒贿“妙术”，对于我们不无启发。唐代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向社会公布个人收入与财产的古代官吏。刚入仕途时，白居易担任政府机关校书郎，是个抄抄写写的“文秘”，他在诗中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因表现不错，升为左拾遗，工资翻了一番，作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接着，外派到苏州任刺史：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

不是每座城市，都能拥有足够厚重且光华耀世的政治文化标志。很幸运，一部绵亘千年的柳州历史，有柳宗元其人，也有他为官四年留下的政治思想和灿烂文化。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曾任柳州刺史，今天的柳州人民还称他为“老市长”。柳州有一著名风景区大龙潭，其中有一深潭名“雷潭”(雷塘)。潭约一亩见方，三面峭壁环抱，清泉淙淙，冬暖夏凉。此乃柳宗元当年祷雨处，筑有“祷雨亭”，亭内立石碑一方，刻有《雷塘祷雨文》。因为公务的关系，我对柳宗元所作的《雷塘祷雨文》格外钟情，每每读来，总让我感受良多，回味无穷。尤其是

“铁汉康夫子，直声震朝右”。这是福建省惠安县康朗家庙大门口一对柱联的联文。据爱好文史的惠安人陈明中先生介绍，“铁汉康夫子”指的就是康朗，他为人耿直，做官时不畏强暴、疾恶如仇，所以才被称为“铁汉康夫子”。康朗家庙坐落于惠安螺阳镇五音村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建筑宏伟壮观，为土木结构，三进式。今之康朗家庙重建于上世纪80年代，坐西朝东，整栋建筑仍保存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1987年被惠安县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康朗家庙，也就是当地康氏的家庙，一般说来，家庙都以姓氏为名，如王氏家庙、林氏家庙等，以人名命名的家庙相

政兴在得人，政弊在失人，官吏道德修养的高低、个人素质的好坏是政治是否清明、吏治是否清廉的关键。所以先秦时期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和任用十分重视，目的是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吏，以保证吏治廉洁高效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德才选人任官的制度和官吏管理制度。夏商时期，实行三宅三俊法选任官吏。周公执政期间，特别强调夏、商两代任人以贤的历史经验。及至成汤登上了王位，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选拔人才，结果证明那些获得信用的贤人，的确有德才而不徒具虚名。夏、商时期把政务好坏、治国理民方式和执法是

《君子行》是曹植作的一首诗，开头四句流传久远：“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四句诗的意思是：从别人家的瓜田旁经过，即使是鞋子脱了脚跟，也不要弯下身子去提它，这是为了避嫌，否则有人会疑心你摘瓜，所以说“瓜田不纳履”。同样在李子树下经过时，即使是帽子碰歪了，也不要举手去正它，这也是避嫌疑，不要被人误会你偷李子，所以说“李下不正冠”。

北宋著名良吏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曾被王安石评为“一世之师”。然观其一生，亦无非寻常的“三板斧”而已，招数并不复杂，目下人人皆会，人人可会，不同之处唯在于，范仲淹不屈不挠地使了，且斧斧生猛，力道惊人。第一斧：划粥断齑，立志励志。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出身贫苦。由于母亲改嫁富裕的朱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但他少有志向，存“天下之忧”，所以读书非常刻苦。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常常有意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寄宿寺庙，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

今年我写了《永不失望》一书，不失望的理由是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生命力极强的“人观”或“民观”。万里长城为什么要这么长?中国长城不是城堡，不是为了保护城堡内贵族的安全，而是企图保护长城内所有生灵和庄稼的安全。清末该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有人曾努力于向西方学君主立宪，结果，中国人抛弃了帝制。而英国王室却存在至今。为什么?不能忽略中国文化里“民贵君轻”的选择力量。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地持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国传千古而不朽的对“民”的尊重，是最重要的因素。《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首篇

建立廉政教育基地，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实际行动，是用廉洁文化抵制腐败文化的有效手段，是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工作方针，扩大廉政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怀来县廉政教育基地－县交通史馆，为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反腐倡廉教育搭建一个全新的平台，也为深化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一个崭新的载体，有利于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奠定廉

沽源博物馆是利用旧有建筑改建而成，位于县城桥东大街68号，于2012年底正式开馆，同时作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使用。沽源博物馆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25平米，总投资150万元。博物馆共分为两大部分：一楼为沽源历史文物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县从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直至民国时期的历史进程。二楼分别重点介绍了闻名遐迩的元代察罕脑儿行宫和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元代蒙古贵族墓葬梳妆楼元墓群两个专题展。

海陀山隶属赤城县，位于北京市延庆县，河北省赤城县、怀来县三县交界地带。70年前以海陀山为中心的平北抗日根据地，覆盖平北15个县区的广袤区域，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八年抗战平北军民累计对日作战200余次，歼敌2.3万人，收复失土5万平方公里，段书权、詹大南、覃国翰等数十名开国将领从海陀山走出，同时，平北军民也作出巨大牺牲，仅龙赤两地就有1.1万人为国捐躯，占当时两县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平北抗战是中国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北军民不仅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卓著贡献，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进一步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