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1910—1997)，曾用名苏孝顺，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市)人。早年赴缅甸谋生，1932年回国参加海澄县红军游击队，同年转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长征中率侦察部队在前方收集情报，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和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5年，苏静被授予中将军衔。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苏静的一生不仅在军事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他在为人处世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苏静身边的战友和同志发现，苏静是一个置个人名利于不顾、廉洁奉公的人。他总是教导他的下属和子女在工作上要始终有一种默默无闻，向前冲，忘我的精神。

　　每当苏静的原警卫员苌永欣向别人提起苏静时，都不无遗憾地发现知道他的人寥若晨星。这位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辽沈战役中的智多星、北平和谈的重要参与者，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百战将军，何以如此默默无闻?苏静从未向别人提起过他的战功，对于他的历史贡献，苏静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如果说我对革命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向林彪建议采取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战术，被林彪采纳。”真的就那么简单吗?林彪可是说过“一个苏静顶十万兵”，从中可以看出苏静是多么的自谦啊!

　　苏静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把工作出色完成好，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崇高荣誉，得不得奖章、上不上史册、有没有掌声并不重要。”

　　原警卫员陈伟回忆道：“首长生活很简朴，吃饭非常简单，大多时中午一碗面条，晚上一碗稀饭，从不挑剔饭菜，做什么就吃什么，从没有意见。首长很注意节约水电，事事喜欢亲力亲为。夜晚，他经常亲自去关掉院子里的灯，有一次我还看见首长自己修理漏水的座厕，我说水电费又不用交，明天请人来修吧!首长说，我们没有浪费资源的权利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名国家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苏静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廉洁、朴素的本色，身居高位，却不功高自傲，对待家人十分严格。

　　苏静一直居住在北京西四一个比较旧的四合院内。因为是老房子，年久失修，部分房间还没有暖气，对工作和生活均有一定影响。20世纪70年代，有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抄家并迁出北京，空出不少四合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几次提出要为苏静更换新的住房，都被他拒绝。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一直乘坐从部队带去的老式“吉姆”轿车，没有换乘当时国内最好的“大红旗”轿车。

　　苏静的夫人冯澍芬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20世纪50年代复员在家。60年代有不少类似情况的女同志恢复了工作和待遇，还上调了级别，苏静的老伴也向他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又管着办理此事的业务部门，有利用职权之嫌，劝阻老伴一切要知足，就不要向党伸手了，始终没有答应老伴的要求。一次在京西宾馆看电影，他碰到余秋里，后者直率地说：我看冯澍芬比赵秘书文化水平高，当办公室主任没问题。苏静只是笑笑，然后把话题岔开了。他就是这样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的，一生没有为自己和家人的事麻烦过领导和组织。

　　80年代，“四人帮”被打倒，各部干部基本解放，地方形势好转，苏静向国务院提出了返回军队工作的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为其写了很好的鉴定。从国务院返回军队后，有人劝苏静说：你在国务院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去找熟悉的首长，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苏静一笑了之。

　　返回军队后，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长的迟浩田同志找苏静谈话，准备安排他做总参顾问，苏静明确表态说：“名誉职务就不要了。”朴素的语言传递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胸怀!真正的淡泊名利，只为党和人民作更多的贡献!

　　苏静工作生活的这些细节发人深思，中国共产党何以从最初的几十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8600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有无数像苏静那样低调自律、无私奉献的急先锋，他们心中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和自己的家庭。